从顺风车女性限乘,到热依扎“泼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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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发布日期:2019-11-09 05:01 浏览:15次
重木
最近,滴滴顺风车经过近四个月的休整改造后推出了试运营方案,宣布自11月20日起将在7座城市上线试运营。而引起争议的则是以下这段话:
“试运营期间,首先提供5:00-23:00(女性5:00-20:00)、市内(50公里以内)的顺风车平台服务……”(在本文写作时,滴滴顺风车再次调整其方案:“对所有顺风车用户提供服务的时间为5:00-20:00”)
滴滴顺风车在7月停止休整的原因是因为多起女性乘客遭遇杀害事件,而它最终给出的方案并不是完善其设计漏洞或缺陷,而是直接一刀切地禁止了女性在夜晚后使用其服务,这让滴滴遭到猛烈的批评。

事实上,滴滴顺风车事件折射出了当下社会中严重且又隐秘的性别偏见、歧视甚至是暴力和压迫依旧好似一张网般牢牢地覆盖在女性身上。
而近日另一条火爆的新闻,是年轻女星热依扎在微博上猛转并回击网友对她的攻击。热依扎曾因少数民族身份、穿着暴露以及抑郁症等问题而频繁遭遇不同程度的网络暴力。这次随着她对网友言论进行回击,使得她的争议迅速升级,网友的言论围攻很快便形成了强势的网络暴力趋势。

这两个事件看似无关,但是从中都可以发现对于处在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女性而言,她们在看似自由的同时也受到了这些空间的约束,甚至是禁止和剥削。
滴滴顺风车之所以拒绝为在夜晚出行的女乘客提供服务,是因为夜晚的城市空间对女性是危险的(各国频繁发生的女性在夜晚遭到攻击和杀害的案件此起彼伏);而对于处在网络空间中的明星热依扎而言,她同样遭到这一看似无名和虚拟的空间的伤害与羞辱,当我们观察网友批评、攻击和谩骂热依扎的诸多言论时,不难发现除了集中于其抑郁症和少数民族身份之外,她的女性身份在其中成为攻击的主要靶子。

城市空间的性别霸权
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在其《空间与政治》一书中指出,那些曾经被看作是自然的空间其实同样来源于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与权力的塑造。空间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它是充满了各种意识形态和层级的社会创造物,也正因此才导致它有着一系列隐秘的规则和制度,伴随着塑造它的各种权力的变化而变化,形成诸多区隔和等级。
城市空间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点同样反映在诸多研究城市的学者——诸如芝加哥学派——著作中,即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现代城市本身就是渗透着各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人造物,无论是20世纪早期诸如德国包豪斯的那一批城市规划者(如格罗皮乌斯),还是法国的勒-柯布西耶。
因此当简?雅各布斯在上世纪中期写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时,其主要批评的对象便是诸如柯布西耶这些建筑大师们的功能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方案。雅各布斯以自己所居住的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经验为蓝本,讨论了现代城市的诸多功能,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雅各布斯看来是那些城市街道上的“守护者”(雅各布斯也称他们作“眼睛”),即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会为了自身和街道的安全而时时关注街道上的一举一动,从而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书封
雅各布斯对于街道上“眼睛”的重视与在她看来现代城市所造成的的疏离和冷漠有关。包豪斯和勒-柯布西耶曾经希望通过理性的设计,以及功能化的注重来解决城市中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城市设计也增加了现代城市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缺点,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各种道路和街角阴暗处的危险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冷漠,甚至是对于他人遭遇麻烦也视而不见。
因此,在雅各布斯看来,要想让一座城市和街道变得安全,仅仅是严格规定的秩序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需要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具备归属感,并且自愿地成为街道上的“眼睛”,由此形成“十目所视”的保护罩,保障行人和居住者的安全。

在雅各布斯所理解的城市中,各个空间并不会凝固和彻底功能化,它们会随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需求而变化,从而导致城市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好似一个有机体般的存在,混乱中带着一种符合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习惯和创造的秩序,而消弭现代都市所潜藏的危机和危险。
但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雅各布斯所讨论的生活在城市和街道上的主体是笼统的所有人,她并未分析男性和女性处在城市空间中所可能遭遇的不同状况,即对于行走在街道上的女性而言,那些“眼睛”是否真就能起到保护的作?这个问题在美国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出版于上世纪末的专著《人行道王国》中得到解答。

邓奈尔通过长达5年的街头参与式调研和观察发现了雅各布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诸多女性而言,危机往往四伏。在雅各布斯看来,保障街道的“眼睛”可以是男是女,但在邓奈尔的研究中,他发现一旦这些“眼睛”来自于男性——且往往总是男性的,那么行走在街道上的女性则往往会感到不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邓奈尔指出,这便是传统性别制度所导致的问题,即看似中性的城市空间实则大都充满了男性意识形态,意思是说,这些空间的建构或其所主要服务的对象往往是男性,因此对于处在其中的女性而言,她们便会成为他者而遭到排斥、骚扰甚至暴力伤害。在这一状况下,来自男性眼睛的凝视(gaze)对于女性而言便不再是安全的保障,而可能因为存在着传统的性别等级差异而产生危险。

这也便是最近这些年许多国家和城市中女性在夜晚遭到攻击和暴力伤害的重要原因。而许多讨论也恰恰是忽略了这一最核心的问题,反而去指责那些夜行的女生,从而塑造一种“受害者自作自受”的舆论和观念倾向,从而直接掩盖了城市空间本身所具有的性别等级问题。
滴滴顺风车拒绝为夜晚出行的女乘客服务,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女性乘客,其背后更主要的逻辑依旧是一种犬儒主义态度,即既然城市空间是充满了男性的凝视和危险的,那么女性为了保护自己就不要出门。滴滴顺风车的这一方案恰恰是本末倒置,最终依旧成为传统性别等级制度的帮凶。

在韩国女作家赵南柱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女主金智英从小到大都遭遇着出现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空间里的男性的冒犯和伤害,而她父亲不仅未能体谅和保护女儿,反而指责女儿是因为穿的太暴露而引来了麻烦。
这一来自男性的观念其实与男性空间本身相互呼应,即男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特权空间,在其中冒犯着被建构为客体甚至是被看作闯入者的女性,但他们不仅未能反思自己的行为和特权,却又反过来指责是女性自己造成了问题。这一逻辑十分典型地出现在性别等级制度中,也是作为特权者的男性最善用的手段。

虚拟空间如何再生产性别霸权
而伴随着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空间早已不仅仅只是城市或某条街道某处房子,它同样开始包含诸如网络这些虚拟空间。并且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在这里同样具有启发性,即虚拟的网络空间或许不仅仅未能摆脱建构传统空间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控制,反而因为其无名和虚拟,而把这些结构性的压迫和暴力变得更加无处查询和追索,最终导致网络暴力的泛滥和猖獗。
韩国自杀的雪莉和当下在网络中遭到攻击的女星热依扎不正是这些虚拟空间中的受害者吗?

不久前自杀的韩国明星雪莉
如果我们粗略地比较下网络中对男星和女星的言论攻击就会发现一个十分典型的不同,即攻击男星的网络污秽言论很少会涉及“男性”这个性别,但攻击女星的言论中却充斥着大量对于“女性”的攻击。
在攻击雪莉的诸多言论中,对其在直播时的“出格”行为以及她的形象和衣着的批评中都带着强烈的“女性色彩”,即雪莉是作为一个“女性”被攻击的,因此传统的荡妇论再次喧嚣。而热依扎因为穿衣暴露,所遭遇的也不正是十分相似的语言暴力吗?

因此,这些网络言论并非中性的,而是带着强烈的对于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即女性再次成为被凝视的对象,成为人们所消费和塑造的欲望客体。
在这里,我们发现虚拟的网络空间在生产着主流的父权意识,只是日常中很难被察觉,而一旦出现诸如围攻雪莉或热依扎这些女星的网络暴力出现时,我们才会立刻看到这一空间中的性别宰制。
而热依扎的遭遇同样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即当她破坏了某种“潜规则”——面对网络恶毒言论,明星大都选择删帖或沉默——而转发并与那些谩骂言论对抗时,网络中诸如微博的管理者或是其他公众人物对其的反应并非称赞这样勇敢的行为,而是告诫她善用微博的屏蔽、删帖或是关闭评论等功能。
这一行为不正与滴滴顺风车所出的方案一样吗?面对不公平和不义的父权空间的压迫,人们并未反思和批判这一结构和体制,而是劝说那些遭到伤害和羞辱的受害者要改变自己,甚至鼓励其逆来顺受。

雪莉对于自己曾经可爱清纯形象的颠覆本身就是对于来自娱乐工业/消费/男性凝视的反抗,所以她染头发、穿衣性感,希望能够做回自己,或者是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而非娱乐工业和男性目光中的女人;而热依扎作为一个明星却敢于与那些网络暴力的人们对抗,同样体现了其勇敢。
并且在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即无论是雪莉还是热依扎她们都是明星,因此她们往往也被要求要“大度地”接受更严厉的批评和苛责——就如有的网友质问热依扎:“你是个明星,说你两句怎么了?”,但问题是,她们所遭遇的批评和言语暴力却往往并非面向她们的“明星”身份,而是“女性”。

也正是在这里,网络暴力最狡诈的一点得以显露,即一方面它以被羞辱者为明星做挡箭牌,来为自己对女性的歧视和言语暴力护航;而另一方面,明星身份又放大了女性的弱势处境,即作为“女-明星”不仅仅需要承受来自主流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训,而且还要承担一个合格的明星该是什么样的诉求,两者相加便出现了一个对于完美女性的想象,从而再次形成重负。
因此对于像雪莉和热依扎这样的女明星而言,情况便会变的更复杂,即在看似光鲜亮丽、有着比普通人更多话语权明星——与此同时伴随着粉丝消费者身份和心态的形成,明星也渐渐成为前者消费娱乐中的一部分,成为商品——外表下还存在着一个作为弱势的女性,由此使得她们在彻底反抗网络父权凝视和语言暴力的束缚中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结语
在邓奈尔的《人行道王国》中,作者发现即使是流落在街头摆摊的黑人男性流浪汉,在面对女性——无论是中上阶层的白人女性还是黑人女性——他们都几乎天然的拥有了某种特权——说些介于骚扰和调情之间的话、说口哨或是阻拦等等,它便来自于他们的“男性”身份。
在这里,阶级和财富都退居其后,性别等级成为一切其他因素的地基。对于女性而言,街道上的男性和他们的目光背后是体制性的性别压迫结构,因此无论她们穿着如何、行为如何甚至身份如何,都可能遭到伤害。
而当它一旦与诸如阶级和贫富这些元素相结合时,便会立刻形成一张密实的网束缚住那些更加无能为力的女性,如不得不加班的上班族女性或居住在城市不安全地带的下层女性。

《人行道王国》书封
当下,城市的街道上充满了无数电子“眼睛”,但对于许多夜行的女性而言,危险却依旧无处不在。
这是因为一种结构性的性别等级制度已经渗入到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方方面面(“电子眼睛”背后是谁?),而使得人们常常忽视,从而导致改变和反抗都变得困难;而与此同时,父权权力体制和意识形态都失去了自我反思和改正的能力,无论是滴滴一开始所给出的试运营方案中看似对女性用户的保护方案,还是热依扎事件中旁观者对其善意的“关闭评论区”的劝告,都带着某种“事已至此,就默默忍受”的犬儒主义态度。
并且这些态度本身却并非中性的,因为我们发现提供这些消极应对方案的恰恰正是那些强大的资本公司,或诸如微博管理者这样的特权者,他们的犬儒主义恰恰是对自身不作为的掩盖,以及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也正因如此,他们再次巩固甚至是再生产了存在于社会空间中的性别等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而导致进一步的体制性僵化和规训。

而伴随着科技与网络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一新的空间不仅未能带来新的希望,反而同样沦为帮凶,甚至导致网络中充满性别偏见和歧视的言论与暴力变得更加肆意妄为。
处于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女-明星”成为检验性别等级制度的一面镜子,照着作为消费者以及诸多主流意识形态巩固者和再生产者的性别偏见观念;与此同时,它也好似一个大型的父权泄粪池,使得曾经遮掩在暗处或是在现代社会中改头换面了的男性霸权意识原形毕露。

本期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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